临江仙 寿程雪楼

　　倚天绝壁，直下江千尺。天际两蛾凝黛，愁与恨，几时极？ 怒潮风正急，酒醒闻塞笛。试问谪仙何处？青山外，远烟碧。

　　该词为登蛾眉亭远望，因景生情而作。风格豪放，气魄恢宏。

　　蛾眉亭，在当涂县（今安徽境），傍牛渚山而立，因前有东梁山，西梁山夹江对峙和蛾眉而得名。牛渚山，又名牛渚圻，面临长江，山势险要，其北部突入江中名采石矶，为古时大江南北重要津渡、军家必争之地。蛾眉亭便建在采石矶上。

　　上阕以写景为主，情因景生。“倚天绝壁，直下江千尺”起句突兀，险景天成：登上蛾眉亭凭栏望远，只见牛渚山峭壁如削、倚天而立，上有飞瀑千尺悬空奔流，泻入滔滔长江。词人见奇景而顿生豪情，“天际两蛾凝黛，愁与恨，几时极”，前句是说：那江天之外两座夹江而立的远山，宛如美人刚刚用黛石涂过的两抹弯弯的蛾眉。“凝”，谓凝止、聚积；在这里则指蛾眉凝愁；这便引出下面的句子“愁与恨，几时极”来，“极”谓极尽、完了：那眉梢眉尖凝聚不解的愁与恨，到什么时候才能消散？这里运用了拟人化与比喻相结合的手法，，说的是蛾眉含愁带恨，其实发泄的却是词人内心的忧国忧民的愁苦。词人生于宋、金交兵、战火遍地的动乱年代，身为南宋官员，面对半壁大好河山已陷金人之手、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的情景，他所愁所恨的应是对恢复版图、统一旧时河山的希冀一次次的破灭与继续企求。

　　下阕以抒情为主，情与景融。“怒潮风正急，酒醒闻塞笛”是写：波涛汹涌的江水正卷起连天怒潮，浪高风急；酒意初退，耳畔便仿佛响起如怨如诉、不绝如缕的塞外悲笛。“塞笛”，自然是边塞亦即“塞外”的笛音；古人以长城为塞，“塞外”则指今长城以外亦即我北部边疆地区，它常与“江南”相对仗使用。身在南国的词人所听到的“塞笛”，只能是因为日夜将收复失地萦绕心头而形成的一种幻觉，在写作技巧上则是使用了跨越空间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大胆联想，这使豪气之中多少带进了一丝苍凉。当然，“塞笛”也可指实边防军队里吹奏的笛声，因为那时的采石矶就是南宋与金国交界的军事重镇，史载：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，宋将虞允文曾大败金兵于此地。但诗词贵虚不贵实，若作前者理解，更增加些促人深思的、奇异的色彩。接下来词人又迅速将驰骋的想象拉回到眼前，这里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颠沛、依傍从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生活的地方，采石矶一带正是诗人醉后入水、欲捕明月而葬身的地方。“试问谪仙何处？青山外，远烟碧”中，前句是说：试问到哪里去才能追寻到谪仙人李白的踪迹？作者对着茫茫江水，呼唤寻找着前朝那位狂放不羁、才华横溢的伟大诗人。此时此地，此景此情，这寻找、这呼唤，既是对所倾心仰慕的诗人的凭吊（据李华《故翰林学士李公墓志》记载，李白墓在当涂东南之青山北麓），却也可理解为词人在积极地为苦闷心情寻找寄托，希望自身也具有旷达、豪迈如李白般的性格。结句“青山外，远烟碧”意境开阔，它不仅对前面之问句作了答复，而且是词人对愁与恨交错缠绕所作的奋力摆脱：那万重青山外，千里烟波的尽头、郁郁葱葱的地方，当更有令人神驰的景物。

予弱冠之年，随牒江东漕闱，尝与友人暇日命酒层楼。不惟钟阜、石城之胜，班班在目，而平淮如席，亦横陈樽俎间。既而北历淮山，自齐安溯江泛湖，薄游巴陵，又得登岳阳楼，以尽荆州之伟观。孙刘虎视遗迹依然，山川草木，差强人意。洎回京师，日诣丰乐楼以观西湖。因诵友人“东南妩媚，雌了男儿”之句，叹息者久之。酒酣，大书东壁，以写胸中之勃郁。时嘉熙庚子秋季下浣也。

记上层楼，与岳阳楼，酾酒赋诗。望长山远水，荆州形胜，夕阳枯木，六代兴衰。扶起仲谋，唤回玄德，笑杀景升豚犬儿。归来也，对西湖叹息，是梦耶非？
诸君傅粉涂脂，问南北战争都不知。恨孤山霜重，梅凋老叶；平堤雨急，柳泣残丝。玉垒腾烟，珠淮飞浪，万里腥风送鼓鼙。原夫辈，算事今如此，安用毛锥？

　　上片写作者游历所引起的感慨。开头三句总叙游历江淮和荆湖期间的豪情逸兴。“望长山远水”四句分两处表述：一是游荆湖登岳阳楼所见。那荆州一带雄伟秀丽的景象和开阔的境界，激励着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；二在南京“尝与友人命酒层楼”，目睹山河之胜，可却从“夕阳枯木”的凄凉景色中，不禁触发他感叹起建都金陵的“六代兴衰”来。在回溯六朝的历史中，作者又由六朝故物，“孙、刘虎视遗迹”回忆起三国的英雄。由今思古，由物及人，“扶起仲谋”三句，表达他对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的无限怀念，仰慕他们的雄才大略和英雄业绩，鄙视刘琮的庸懦无能，并以此反衬孙、刘。因此，“扶起”、“唤回”与“笑杀”，表现他对历史人物的鲜明态度。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现实的用心：他恨南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无能，而渴望有孙、刘这样的贤君来当政，也鄙视、痛恨像刘琮那样当权的投降派。含义是深刻的，起着影射现实的作用。“归来也”三句进而写他从巴陵回到京都临安，诵了友人“东南妩媚，雌了男儿”之句后的感触。把他对现实的感伤，全部蕴藏在“叹息”二字里，从而自然地过渡到下片。国势日非，可南宋统治者仍纸醉金迷，西湖内外，一派歌舞升平景象，使得作者感到忧伤。歇拍句“是梦耶非”不过是以不肯定的语气，来肯定归来所见所感的真切罢了，对比在金陵的所见所感，起着感情的深化作用，讽刺意味是浓郁的。

　　下片直抒自己对南宋君臣文恬武嬉、歌舞湖山的愤慨。“诸君傅粉涂脂”九句，承“对西湖叹息”，由“人”及“物”具体展开描述，来说明“叹息”的原因：首先是南宋统治阶级只知游山玩水、沉迷声色、不问战事的荒淫腐朽。“南北战争都不知”一句，以嘲弄的口吻，突出地反映他们享乐腐化的程度，表达作者强烈的愤恨。这与孙权、刘备的志在天下、身体力行是很好的对照；其次是西湖的自然秋色一派萧索凄凉，太令人感伤。这与游建康、巴陵一带所见山河壮丽景象又是一对照，烘托出国势的衰危；最后是“诸君傅粉涂脂”的严重后果：蒙古军队加紧侵扰，从东边的淮水到西边的四川，战火遍地，民不聊生。“万里腥风送鼓鼙”一句形象地表现出敌人进犯的嚣张气焰。这些景物便成了作者感情外射的产物，寄托他对国危敌占的强烈愤恨和忧伤，深刻地表达他对国家、人民命运的关切。最后三句却又调转笔锋，向文墨之士猛击一掌，指出国家政局已败坏到如此地步，会耍笔杆子也无用。于国事毫无补益，只能表明自己的幼稚可笑。以此提醒人们应该用长枪利剑去抵抗敌人，挽求国难，收复失地。作者对这些文人的鄙视（亦包含对自己的嘲笑），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他对抗敌救国的积极态度和急切心情。

　　全词对比衬托强烈，脉络清晰，感触深刻。作者对南宋统治集团的愤恨，实际也是“胸中之勃郁”的集中表现，因为国事的忧与愤，对一个爱国者来说，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难于分开的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。上片写景：有清溪，霜风，山月，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。一个“咽”字，传出了“清溪”哽哽咽咽的声音；用个“洗”字，好像山头月是被“霜风”有意识地“洗”出来的，这个“洗”字，也使山月更加皎洁。山高月小，霜风斜峭，再配上哽咽的流水，给人以如置空谷，如饮冰泉之感。“霜风”句中，暗藏一个“云”字：无云则山月自明，无须霜风之“洗”。换句话说，山月既须霜风“洗”而后出，则月下必有云遮。这样上片结句中“云归”、“云别”出现就不显突兀。迎、送的主语是“山月”，一迎一送，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。“云归”、“云别”两句，又将“霜风”的“风”字暗暗包容句中。云归云别，烘云托月，使皎洁的山月，更见皎洁。上片写景如画，幽静深美。着一“咽”字，以动衬静，更觉其静。

　　下片，词人触景生情，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。从“凌歊”一词看，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，盖太平州编管之中。“凌歊”，即凌歊台，因山而筑，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，并筑离宫于此，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，为当地名胜。李之仪在姑溪时，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，且僻居荒隅，远离朝廷，更见悲苦。但从结句的“双阙”看，词人仍未忘朝廷。“双阙”，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，代指帝王的住所。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，盼望朝廷下诏起用，故“望断”云云，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。“天际”一词，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；而“音尘绝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。

　　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。词题明确揭出“用太白韵”，是为和宋初《忆秦娥》而作。李之仪是北宋人，与苏轼同时代，写这首词的时候，是崇宁三年（1104）前后，距离李白卒年（762）已经过去340年之久，这首和词，全依佚名作者《忆秦娥》韵，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，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，则甚为不妥。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，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，都有大量记载，而忆秦娥，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，没有一处记载。有专家认为，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，十去七八，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。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。事实上，整个盛唐，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！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（李白死后）才产生的，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！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“《菩萨蛮》《教坊记·曲名表》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，李白在开元、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。”之类的话，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《忆秦娥》也为李白所创。似乎忘却了胡适在《词的起源》一文中对《教坊记》做的具体考察：《教坊记》中曲调多为“后人随时添加”，因此“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”，《辞源》(合订本)释“教坊记”条“唐崔令钦撰。一卷。记述唐代教坊制度、轶闻及曲调来源等，以开元时事为多，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。今通行本皆据《说郛》，有所删削，已非全书。”《辞海》(缩印本)说《教坊记》“书约成于宝应元年(762)后。”阴法鲁即认为此书“可能经过后人订补”。因此《教坊记》有曲名，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。

饯税巽甫。唐入以处士辟幕府如石、温辈甚多。税君巽甫以命士来淮幕三年矣，略不能挽之以寸。巽甫号安之，如某歉何。临别，赋【沁园春】以饯。

水北洛南，未尝无人，不同者时。赖交情兰臭，绸缪相好；宦情云薄，得失何知。夜观论兵，春原吊古，慷慨事功千载期。萧如也，料行囊如水，只有新诗。
归兮，归去来兮，我亦办征帆非晚归。正姑苏台畔，米廉酒好；吴松江上，莼嫩鱼肥。我住孤村，相连一水，载月不妨时过之。长亭路，又何须回首，折柳依依。

　　上片开头三句即直接发议论和感慨，说江北跟当日石、温辈所在的洛南一样，不是没有人才。可是时代变了，石、温辈能得到知遇，而税巽甫却遇不到。“不同者时”，语气干脆有力，愤慨之情可见。“赖交情兰臭”四句，转到叙述两人的交往和友谊，实则赞扬对方的品德、志向和才能。意思说，我们两人志同道合，气味相投，都把做官看得象轻云一样淡薄，更何况做官的得失也难以预料呢？“夜观”三句，进一步叙述他们交往的具体情况：两人曾在夜间一同在楼观谈论军事，在春日的郊原上凭吊古人，慷慨激昂地以千秋功业互相推许。这里赞扬税巽甫是位关心国家大事，有志报国的有识之士。也表示他之所以谋求出仕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而是为了报国。他们“论兵”，足以表现对当时宋、金对峙局面的关心，对国势的担心。可是，这种人却不被任用，流露了对当局的不满。结句说税巽甫清贫如洗，行囊里只有诗作。这一方面赞扬税巽甫的高洁，安于贫困。一方面也说明税巽甫的潦倒。

　　下片开头写得非常别致。作为送别，诗人不是表示挽留，抒发惜别之情，而是用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的“归去来兮”，似乎在催促对方归去，还带点庆贺的意味。这不仅仅指税巽甫，还包括诗人自己在内，是承上片“宦情云薄”而来。意思是说，你先回去吧，这是我俩的共同愿望。所以下面紧接；我已备置好远行的船，不久也要辞官归去。这句补充上面的意思，也是过渡。“正姑苏”四句，描绘想象中家乡的美好情景：现在正是吴中米贱酒甘，吴松江上莼菜鲜嫩，鲈鱼肥美的时候。这里用晋张翰的典故。词人与张翰同为吴地人，但归去的目的不同。张翰是“贵得适意”，而词人却以表面豁达的话语，表现内心的不满与愤慨，也是对友人的安慰。言外之意是说，像税巽甫这样有才能、品德高尚的人不被任用，可见当政者的腐败无能。这样的政府没有可以作为的。不如退隐吧。“我住”三句，进一步设想归去后，两人交往的融洽情景；我的住处和你一水相连，不妨经常趁着月色乘船造访。这里不写其他交往情况，而只写月夜乘船。一来是本地风光，显示了江南水乡的特点，二来是以月色、水光为背景，表现两人退隐后的闲适自在的生活情趣和高洁的友谊。最后又归结到送别，紧承前面的意思，提出：既然不久即将相会，那么，在长亭折柳送别时，又何必依依不舍呢？

　　这是一首类似“壮行色”的送别词，特点是不伤别，反而鼓励归去而诗人的矛盾表现在：一方面为友谋官不得而歉疚，另一方面又安慰对方不当官也罢，我马上也回去了。在平淡的措辞中，隐含着对现实的极度愤懑情绪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静者，乃能见微而知著。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人人知之。人事之推移，理势之相因，其疏阔而难知，变化而不可测者，孰与天地阴阳之事。而贤者有不知，其故何也?好恶乱其中，而利害夺其外也!

　　昔者，山巨源见王衍曰：“误天下苍生者，必此人也!”郭汾阳见卢杞曰：“此人得志。吾子孙无遗类矣!”自今而言之，其理固有可见者。以吾观之，王衍之为人，容貌言语，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。然不忮不求，与物浮沉。使晋无惠帝，仅得中主，虽衍百千，何从而乱天下乎?卢杞之奸，固足以败国。然而不学无文，容貌不足以动人，言语不足以眩世，非德宗之鄙暗，亦何从而用之?由是言之，二公之料二子，亦容有未必然也!

　　今有人，口诵孔、老之言，身履夷、齐之行，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，相与造作言语，私立名字，以为颜渊、孟轲复出，而阴贼险狠，与人异趣。是王衍、卢杞合而为一人也。其祸岂可胜言哉?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浣。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臣虏之衣。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，此岂其情也哉?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，竖刁、易牙、开方是也。以盖世之名，而济其未形之患。虽有愿治之主，好贤之相，犹将举而用之。则其为天下患，必然而无疑者，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
　　孙子曰：“善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。”使斯人而不用也，则吾言为过，而斯人有不遇之叹。孰知祸之至于此哉?不然。天下将被其祸，而吾获知言之名，悲夫!

　　把《辨奸论》全文连贯起来看，在写作目的上，作者确有所指，而所指的具体人物，作者又未点明。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。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，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。

　　作者提出的“见微知著”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不要轻视小事情，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。“防微杜渐”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。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：“见微知著，可为千古观人之法。”

　　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。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，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，并说明这是由于“好恶”和“利害”所形成的必然结果。言之有理，持之有故，不能不令人首肯。接着，又通过历史上山涛、郭子仪对王衍、卢杞的评论，说明了山、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，但也有所疏漏，这就为下文的“今有人”起了铺垫作用。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，将“今有人”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，一气呵成，有如飞瀑狂泄，其笔锋之犀利，论证之严谨，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。而在结尾处，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，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。

　　作者在批评“有的人”时，把生活习惯（如不修边幅）也作为攻击的口实，未免失之偏颇了。但是，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。